走与走——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

我没有能力谈大的问题，今天只想和老师、同学们交流一点小事，那就是走路。大家都会走路，可以说，走路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一个动态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，这个最常见的动态在小说的内部是如何被描述的，它是如何被用来塑造人物并呈现小说逻辑的。为了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今天特地选择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作品，一个是《水浒》的局部，一个是《红楼梦》的局部，我们就联系这两部作品来谈。

我们先来谈林冲。用金圣叹的说法，“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只是太狠。看他算得到，熬得住，把得牢，做得彻，都使人怕”。金圣叹也评价过“上上人物”李逵，说“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”。“一片天真烂漫到底”，这句话道出了李逵的先天气质，他是不会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的，他要做他自己。在小说的内部，李逵一路纵横，他大步流星，酣畅淋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李逵“天真烂漫”，他是天生的英雄、天然的豪杰、天才的土匪。林冲却不是，林冲属于日常，他的业务突出，他的心却是普通人的，这颗普通的心只想靠自己的业务在体制里头混得体面一些，再加上一个美满的家庭，齐了。

林冲和李逵是两个极端，李逵体现的是自然性，林冲体现的则是社会性。和李逵相反，林冲一直没能也不敢做他自己，他始终处在两难之中。因为纠结，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负能量，所以，林冲是黑色的、畸形的、变态的，金圣叹说他“都使人怕”，是真的。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林冲。但是，作为一个职业作家，我要说，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。李逵和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，在《水浒》当中，最难写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人。——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、天真、旷放和力必多，它考验的是放；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、社会认知、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，它考验的是收。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说当中同时完成这两个人物，我敢说，哪怕施耐庵算不上伟大，最起码也是一流。

林冲在本质上是一个怕事的人，作为一个出色的技术干部，他后来的一切都是被社会环境所逼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“逼上梁山”。我所关心的问题是，从一个技术干部变成一个土匪骨干，他一路是怎么“走”的？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写他的这个“走”的？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施耐庵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力。这个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。如果说，在林冲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，那么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宣布，林冲这个人被写坏了。

林冲的噩运从他太太一出场实际上就已经降临了，这个噩运就是社会性，就是权贵，就是利益集团——高太尉、高衙内、富安、陆虞候。应当说，在经历了误入白虎堂、刺配沧州道等一系列的欺压之后，林冲的人生已彻底崩溃，这个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即使林冲的人生崩溃了，这个怕事的男人依然没有落草的打算。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？是做一个好囚犯，积极改造，重新回到主流社会。可林冲怎么就“走”上梁山了呢？两样东西出现了，一个是风，一个是雪。

我们先来说雪。从逻辑上说，雪的作用有两个：第一，正因为有雪，林冲才会烤火，林冲才会生火，林冲在离开房间之前才会仔细地处理火。施耐庵在这个地方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，这样细致的描写给我们证明了两件事：A，林冲早就接受了他的噩运，他是一个好犯人，一直在积极地、配合地改造他自己；B，这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件事情，草料场的大火和林冲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有人想陷害林冲，严格地说，不是陷害他，是一定要他死。第二，正因为有雪，雪把房子压塌了，林冲才无处藏身，林冲才能离开草料场。某种意义上说，雪在刁难林冲，雪也在挽救林冲，没有雪，林冲的故事将戛然而止。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我们再来谈风。风的作用要更大一些。第一，如果没有风，草料场的大火也许就有救，只要大火被扑灭了，林冲也许就还有生路。但是，这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第二，如果没有风，林冲在山神庙里关门的动作就不一样了。对林冲来说，如何关门才是重中之重。我们先来看小说里头是如何描写林冲关门的：入得庙门，（林冲）再把门掩上，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掇将过来，靠了门。林冲其实已经将门掩上了，但是，不行，风太大了，关不严实。怎么办？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林冲的力气又大，几乎都不用思索，林冲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，靠在了门后。不要小看了这一“靠”，这一靠，小说精彩了，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**。为什么？因为陆虞候、富安是不可以和林冲见面的，如果见了，陆虞候他们就不会说那样的话，林冲就不可能了解到真相。换句话说，小说顿时就会失去它的张力，更会失去它的爆发力。是什么阻挡他们见面的呢？毫无疑问，是门。门为什么打不开呢？门后有一块大石头。门后面为什么要有一块大石头呢？因为有风。你看看，其实是风把陆虞候与林冲隔离开来了。

现在，这块大石头不再是石头，它是麦克风，它向林冲现场直播了陆虞候和富安的惊天阴谋。这块大石头不只是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阻挡开来了，同时，这块大石头也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联系起来了。它让林冲真正了解了自己的处境，他其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头的逻辑关系：林冲杀人——为什么杀人？林冲知道了真相，暴怒——为什么暴怒？陆虞候、富安肆无忌惮地实话实说——为什么实话实说？陆虞候、富安没能与林冲见面——为什么不能见面？门打不开——为什么打不开？门后有块大石头——为什么需要大石头？风太大。这里的逻辑无限地缜密，密不透风。

有没有人举手要问问题？没有。那我就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刚才不是说，林冲的噩运是社会性的么？林冲在他的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么？那好，问题来了，雪和风并没有社会性，它们是纯天然、纯自然的，自然性难道不是偶然的么？

这个问题虽然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我还是要说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想说，在这里，雪和风都不是自然的，更不是偶然的。

即将证明这个观点的不是我，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，他叫李小二，也就是在东京偷了东西被林冲搭救的那个小京漂。因为开酒馆，小京漂在他的小酒馆里看见了两个鬼鬼祟祟的“尴尬人”，因为“尴尬”，李小二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林冲，林冲一听就知道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就是陆虞候，为此，林冲还特地到街上去买了一把尖刀，街前街后找了三五日。

问题出在第六日，施耐庵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是第六日。第六日，林冲的工作突然被调动了，他被上级部门由牢城营内调到了草料场。林冲刚刚抵达草料场，作者施耐庵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交代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气象，作者写道：正是严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来。在小说里头，我们把这样的文字叫作环境描写。现在我反过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，作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一段环境描写？对，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，联系到上下文，我们知道了一件事，在过去的六天里头，被李小二发现的那两个“尴尬人”其实一直都藏在暗处，他们在做一件大事，那就是等待。等什么？等风和雪。他们不傻，大风不来，他们是不会放火的，没有大风，草料场就不会被烧光，他们就不能将林冲置于死地。你说说，两个心怀鬼胎、周密策划、等了六天才等来的大风雪是自然的么？是偶然的么？当然不是。风来了，雪来了，林冲的工作被调动了，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的，一切都是必然。

别林斯基说：“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。”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。

草料场被烧了，林冲知道真相了，林冲也把陆虞候和富安都杀了。事到如此，除了自我了断，林冲其实只剩下上梁山这一条道可以走了。如果是我来写，我会在林冲酣畅淋漓地杀了陆虞候、富安、差拨之后，立马描写林冲的行走动态，立马安排林冲去寻找革命队伍。这样写是很好的，这样写小说会更紧凑，小说的气韵也会更加生动。但是，施耐庵没这么写，他是这么写的——（林冲）将尖刀插了，将三个人的头发结做一处，提入庙里来，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，再穿了白布衫，系了胳膊，把毡笠子带上，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。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，提了枪，便出庙门东头去。这一段写得好极了，动感十足，豪气冲天，却又不失冷静，是林冲特有的、令人窒息的冷静。这段文字好就好在对林冲步行动态的具体交代：提了枪，便出庙门东去。我想说，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的眼睛滑落过去，一个不会读小说的人是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妙处的。

林冲为什么要向东走？道理很简单，草料场在城东。如果向西走，等于进城，等于自投罗网。这句话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林冲这个人太“可怕”了，简直就是变态，太变态了。虽然处在激情之中，一连杀了三个人，林冲却不是激情杀人。他的内心一点都没有乱，按部就班的：先用仇人的脑袋做了祭品，再换衣服，再把酒葫芦扔了，在他扔掉酒葫芦之前，他甚至还没有遗忘那点残余的冷酒。“可怕”吧？一个如此变态、如此冷静的人会怎么“走”呢？当然是向东“走”，必然是向东“走”。小说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即使是施耐庵也改变不了林冲向东走的行为。小说写到作者都无法改变的地步，作者会很舒服的。

在这里，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靠“东”这个词支撑起来的。所谓“算得到、熬得住、把得牢、做得彻”，这四点在这个“东”字上全都有所体现。我们常说文学是有分类的：一种叫纯文学，一种叫通俗文学。这里的差异固然可以通过题材去区分，但是，最大的区分还是小说的语言。《水浒》是一部打打杀杀的小说，但是，它不是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，它是真正的文学。只有文学的语言才能带来文学的小说。那种一门心思只顾了编制小说情节的小说，都不能抵达文学的高度。没有语言上的修养、训练和天分，哪怕你把“纯文学作家”这五个字刻在你的脑门上，那也是白搭。

小说语言第一需要的是准确。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准确是美的，它可以唤起审美。关于审美，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”这句话是对的，也是错的。如果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卖萝卜青菜的大妈，这句话简直就是真理，但是，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也这么说，这句话就是错的。我们不能知其然，我们要知道所以然。

审美的心理机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康德，包括马克思，他们的美学思想里头有两个基本概念我们千万不该忽略，那就是合目的、合规律。说白了，审美的心理机制来自于我们现实生存，它首先是符合生命目的的。比方说，力量、生存离不开生命的力量，所以，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审美对象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在农业文明产生之前，前面有一头野猪，它离我们有五十米那么远，可你的力量只能把标枪扔出去三十米，那你就不可能打到野猪，你只能饿肚子，所以，力量构成了美。

如果你的力量可以保证你扔出去六十米，可你手上没准头，你还是打不到野猪。这一来我们需要的其实不只是力量，而是有效的、可以控制的、可以抵达对象的力量。这个“可以抵达对象”就叫准确，它不只是关乎身理，也关乎心理与意志。准确是如何获得的呢？你就必须把握力量的规律。这就叫合规律。想想吧，我们一边吃着野猪肉、一边对力量、对准确就有了十分愉悦的认知，这个愉悦就是最初的审美。的确，准确是一种特殊的美，它能震撼我们的心灵。神秘的狙击手可以成为我们的英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我想提醒大家注意，英雄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概念，也是美学上的一个概念。我们谈恋爱也是这样，你写了二十首情诗，分别发给了二十个姑娘，最后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得到，你一定会成为笑柄，这证明了你的精确度不够。精确度不够会使你成为一只癞蛤蟆，还成天想吃天鹅肉。

大家都还记得宋丹丹女士对赵本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吧，“别人唱歌是要钱，大哥唱歌是要命。”大哥的歌声为什么会“要命”？我想大家都懂了。是的，艺术一旦失去了它的准确性，它就会走向反面，也就是错位。错位可以带来滑稽，那是另一个美学上的话题了。

回到小说吧。向东走，这个动作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即使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，林冲依然没有打算上山。“向东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疑似的方向，林冲其实没有方向，他只是选择了流亡，他能做的只是规避追捕。到了这里我们这些读者彻底知道了，林冲这个人哪，他和造反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的身上没有半点革命性。这才叫“逼上梁山”。

我们说，现实主义作品往往都离不开它的批判性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审视一下所谓的“批判性”的话，施耐庵在林冲这个人物的身上几乎完成了“批判性”的最大化，——天底下还有比林冲更不想造反的人么？没有了，就是林冲这样的一个怂人，大宋王朝也容不下他，他只能造反，只能“走”到梁山上去，大宋王朝都坏到什么地步了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，林冲越怂，社会越坏。林冲的怂就是批判性。

说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小结，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的思想性，我想说的是，思想性这个东西时常靠不住。思想性的传递需要作家的思想，其实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。没有艺术才能，一切都是空话。在美学上，说空话有一个专业的名词，叫“席勒化”，把思想性落实到艺术性上，也有一个专业名词，叫“莎士比亚化”，这个在座的都知道。联系到林冲这个人物来说，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、满腔热忱地“安排”林冲“走”上梁山，我们说，这就叫“席勒化”，“席勒化”有一个标志，那就是这样的作家都可以去组织部。相反，由白虎堂、野猪林、牢城营、草料场、雪、风、石头、逃亡的失败、再到柴进指路，林冲一步一步地、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、自己“走”到梁山上去了。这才叫“莎士比亚化”。在“莎士比亚化”的进程当中，作家有时候都说不上话。

但写作就是这样，作家的能力越小，他的权力就越大，反过来，他的能力越强，他的权力就越小。

梨园行当里头有一句话，叫“男怕《夜奔》，女怕《思凡》”，这句话说尽了林冲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，林冲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却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，他“走”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不想“走”的，然而，又不得不走。在行动与内心之间，永远存在着一种对抗的、对立的力量。如此巨大的内心张力，没有一个男演员不害怕。

施耐庵的小说很实，他依仗的是逻辑。但是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，小说可以是逻辑的，可以是不逻辑的，甚至于，可以是反逻辑的。曹雪芹就是这样，在许多地方，《红楼梦》就非常反逻辑。因为反逻辑，曹雪芹的描写往往很虚。有时候，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，你要从“飞白”——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。所谓“真事隐去、假语存焉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还是来谈“走”路，看看曹雪芹老先生在描写“走”的时候是如何反逻辑的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在《红楼梦》里头，哪一组小说人物的关系写得最好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大拇指献给王熙凤和秦可卿这对组合，她们是出彩中国人。

作为一个读者，我想说，就小说的文本而言，王熙凤和贾蓉的妻子秦可卿关系非同一般，如果联系到王熙凤和贾蓉之间的暧昧，王熙凤和秦可卿之间就更非同一般了。请注意，我的措辞，我并没有说她们的关系非常好，我只是说，她们的关系“非同一般”。怎么个“非同一般”？我们往下说。

在小说里头，王熙凤和秦可卿第一次“面对面”是在第七回里头。这一段写得很棒。看似很平静，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其实很火爆。在场的总共有五个人：王熙凤、贾宝玉、贾蓉，尤氏，秦可卿。这五个人之间的关系复杂了：王熙凤和贾蓉之间是黑洞，贾蓉和秦可卿是夫妻，秦可卿是贾宝玉的性启蒙老师，尤氏是贾蓉的母亲，尤氏是秦可卿的婆婆，尤氏还是王熙凤的嫂子。这么多的关系是很不好写的。一见面，曹雪芹写道：“那尤氏一见了凤姐，必先笑嘲一阵”，这句话很怪异，有些空穴来风。尤氏见到凤姐为什么总是要“笑嘲一阵”呢？曹雪芹也没有交代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先放在这里。而王熙凤的做派更怪异，她在嫂子面前摆足了架子，高高在上了，盛气凌人了，她对尤氏和秦可卿说：“你们请我来做什么？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，就快供上来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当然了，这是王熙凤一贯的做派，她在亲人之间这样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问题是，秦可卿要带宝玉去见秦钟，尤氏不知趣了，她借着秦钟挖苦了一番王熙凤，说王熙凤是“破落户”，要被人笑话的。王熙凤的回答显然出格了，超出了玩笑的范畴，她当场反唇相讥：“普天下的人，我不笑话也就罢了。”这句话重了，最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，贾蓉刚说了几句阻拦的话，王熙凤对贾蓉说：“凭他（秦钟）什么样儿，我也要见一见！别放你娘的屁了。再不带我看看，给你一顿好嘴巴。”

“别放你娘的屁了”，“给你一顿好嘴巴”，这番话的腔调完全是一个流氓，很无赖，几乎就是骂街。这番话是小题大做的，让我们这些做读者的很摸不着头脑，反过来，我们这些做读者的自然要形成这样几个问题：第一，王熙凤对贾蓉是肆无忌惮的，她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？她的怒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？第二，王熙凤是不是真的愤怒？她对贾蓉到底是严厉的呵斥，还是男女之间特殊的亲昵？这个很不好判断。第三，这才是最关键的，王熙凤当着秦可卿的面对秦可卿的丈夫这样，以王熙凤的情商，她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一个妻子的具体感受？简单地说，我们反而可以把王熙凤和贾蓉的关系放在一边，首先面对王熙凤和秦可卿的关系，这两个女人之间到底怎么样？

曹雪芹厉害。曹雪芹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了，王熙凤和秦可卿是闺蜜，她们很亲密。我这样说有证据么？有。同样是在第七回，也就是王熙凤和秦可卿第一次见面前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，——周瑞家的给王熙凤送宫花去了。王熙凤正和贾琏“午睡”呢，周瑞家的只能把宫花交给平儿，请注意，平儿拿了四朵，却拿出了两朵，让彩明送到“那边府里”，干什么呢？“给小蓉大奶奶戴去。”这个细节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，在平儿的眼里，王熙凤和秦可卿是亲密的，也许在整个贾府的眼里，她们都是亲密的。一切都是明摆着的。

然而，当我们读到第十一回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又会发现，这个“明摆着”的关系远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简单。这一回也就是《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》。这一回主要写了王熙凤对病人秦可卿的探望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如果我们对《红楼梦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了解，这个第十一回其实是可以从小说当中脱离开来的，我们可以把第十一回当成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。生活是多么复杂，人性是多么深邃，这一回里头全有。这一回写得好极了。

我刚才说了，《水浒》依仗的是逻辑，曹雪芹依仗的却是反逻辑。生活逻辑明明是这样的，曹雪芹偏偏不按照生活逻辑去出牌。因为失去了逻辑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的“飞白”。这些“飞白”构成了一种惊悚的、浩瀚的美，也给我们构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。就在我演讲之前，我刚刚给北京大学的十大读书明星颁发了奖品，我注意到，读书最多的同学一年借阅了三百八十一本书，在此，我要向这些阅读狂人致敬，你们很了不起。可我也想补充一点，有时候，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只读一本书，这也挺好。对我来说，《红楼梦》是可以让我读一辈子的书。

回到《红楼梦》的第十一回。第十一回是从贾敬的寿辰写起的，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派对。在小说里头，描写派对永远重要。在我看来，描写派对最好的作家也许要算托尔斯泰，他是写派对的圣手。在《战争与和平》里头，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头，如果我们把那些派对都删除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小说的魅力是失去一半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想说，派对其实很不好写，场面越大的派对越不好写，这里的头绪多、关系多，很容易流于散漫，很容易支离破碎。但是，如果你写好了，小说内部的空间一下子就被拓展了，并使小说趋于饱满。

我想说的是，曹雪芹的这个派对写得极其精彩，完全可以和托尔斯泰相媲美。

贾敬做寿，这是宁国府的头等大事，如此重要的一个派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孙媳妇秦可卿却没有出席。这是反逻辑的。

秦可卿原来是病了，所以她没来。当王熙凤知道秦可卿生病之后，说：“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日这样的日子，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。”很难说为什么，这句话在我的眼里有些不对劲。对劲不对劲我们先不管，作为秦可卿的闺蜜，以王熙凤的情商，她为什么不问一问秦可卿的病情呢？这是反逻辑的。

贾蓉出现了，王熙凤也想起来了，她该向贾蓉询问一下秦可卿的病情了，贾蓉的回答很不乐观。如果是依照逻辑的话，曹雪芹这个时候去交代王熙凤的反应才对。然而，曹雪芹没有交代，相反，却写了王熙凤和太太们的说笑。在王熙凤说了一通笑话之后，曹雪芹写道：“一句话说的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。”这是反逻辑的。

接下来是王熙凤对秦可卿的探望，一同前往的有贾宝玉、贾蓉。因为是进了自己的家门，贾蓉当然要让下人给客人倒茶，贾蓉说：“快倒茶来，婶子（王熙凤）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。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你想想，爷爷的生日派对上那么多的人，场面如此庞杂、如此混乱，贾蓉却能准确地说出“婶子”“在上房还未喝茶”。我想问问大家，贾蓉的注意力都放在哪里了？请注意，此时此刻，他的太太还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呢。贾蓉的注意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“婶子”，要不然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，它很黑，绝对是从黑洞里冒出来的。这是反逻辑的。

两个女人的私房话也许没什么可说的，然而，在两个女人对话的过程中，王熙凤做了一件事，把贾宝玉打发走了，附带着把贾蓉也打发走了。一个女人去看望另一个生病的女人，却把人家的丈夫打发走，这是符合逻辑还是反逻辑的？作为一个读者，老实说，我不能确定。既然不确定，那我就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来，这是我放下的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尤氏一见到凤姐就要“笑嘲一阵”，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放在后面说。

探望结束了，因为悲伤，王熙凤眼睛红红的，她离开病人秦可卿。生活常识和生活逻辑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去探望一个临死的病人，尤其是闺蜜，在她离开病房之后，她的心情一定无比地沉痛。好吧，说到这里，小说该怎么写，我想我们都知道了，曹雪芹也许要这样描写王熙凤了：她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掏出手绢，好好地哭了一会儿，心里头也许还会说：“我可怜的可卿！”——是的，当着病人的面不好痛哭，你得控制住自己，现在好了，都离开病人了，那你也就别忍着了。然而，对不起了，我们都不是曹雪芹。王熙凤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床，曹雪芹突然抽风了，这个小说家一下子发起了癔症，几乎就是神经病。他诗兴大发，浓墨重彩，用极其奢华的语言将园子里美好的景致描绘了一通。突然，笔锋一转，他写道：凤姐儿正自看院中的景致，一步步行来赞赏。上帝啊，这句话实在是太吓人了，它完全不符合一个人正常的心理秩序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，在我四十岁之后，有一天夜里，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读到这句话，我被这句话吓得坐了起来。我必须在此承认，我被那个叫王熙凤的女人吓住了。这个世界上最起码有两个王熙凤，一个是面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，一个是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。和林冲一样，王熙凤这个女人“使人怕”。把我吓着了的，正是那个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。“一步步行来赞赏”，这句话可以让读者的后背发凉，寒飕飕的。它太反逻辑了。

没完，就在王熙凤“一步步行来赞赏”的时候，另一个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是的，他就是下流坯子贾瑞。写一个色鬼和美女调情，老实说，百分之九十的作家都会写。但是，我依然要说，把一个色鬼和女人的调情放在这个地方来写，放在这个时候来写，除了曹雪芹，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，不敢。刚刚探视了一个临死的病人，回过头来就调情，这是反逻辑的。

在决定收拾那个下流的色鬼之后，曹雪芹再一次描绘起王熙凤的走路来了——于是凤姐儿方移步前来。你看看，多么轻松，多么潇洒，多么从容。接下来是看戏，上楼，到了这里，曹雪芹第三次写到了王熙凤的步行动态。凤姐儿听了，款步提衣上了楼。这个动作是多么妖娆，可以说美不胜收了。

我们来看哈，第一次，王熙凤离开秦可卿，她是这么“走”的，“一步步行来赞赏，”从字面上看，她的心情不错，怡然自得，心里头并没有别人，包括秦可卿。第二次，王熙凤离开贾瑞，她是这么“走”的，“方移步前来”，她的心情依然不错，心里头也没有别人，包括贾瑞。第三次，“款步提衣上了楼”，这一次，凤姐的心里头有人么？字面上我看不出来，但是，我们往下看。

上了楼，看完戏，曹雪芹写了王熙凤在楼上的一个动作，那就是她在楼上往楼下看，同时还说了一句话，“爷们都往哪里去了？”这句话突兀了，很不着边际。王熙凤嘴里的“爷们”是谁？曹雪芹没有写，我们不可能知道。但是，我记得我刚才留下过一个问题，是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王熙凤在和秦可卿聊天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贾蓉支走？——王熙凤嘴里的“爷们”是不是贾蓉呢？曹雪芹没有明说。当一个婆子告诉王熙凤“爷们吃酒去了”之后，王熙凤的一句话就更突兀、更不着边际了。她说：“在这里不便宜，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？”这句话很哀怨，作为读者，我能够感受到王熙凤的失望。但她为什么失望，老实说，我们依然是不清晰的。但是，贾蓉的母亲、秦可卿的婆婆，尤氏，这个时候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，她对王熙凤说：“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的人呢。”曹雪芹厉害吧，不早不晚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安排尤氏出场了，还说了这么一句不着四六的话。这句话特别有意思，它太意味深长了。你们还记得吧，我留下过一个问题，是第一个问题，那就是——尤氏每一次见到凤姐都要“笑嘲一阵”，这句话在这里派上了用场，尤氏哪里是夸凤姐“正经”？几乎就是指着鼻子说王熙凤“不正经”。为什么是尤氏来说这句话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和王熙凤暧昧的贾蓉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尤氏的儿子。尤氏见到王熙凤哪里能有好脸？“尤氏知情”这个判断可靠不可靠？我们把它作为第三个问题，还是先放下来。

无论是“一步步行来赞赏”“方移步前来”，还是“款步提衣上楼”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几点：第一，王熙凤这个女人是贵族，姿态优雅，心很深。她养尊处优，自我感觉良好。第二，王熙凤这个女人有两个不同的侧面，在公众面前，也就是“当面”，她的心中“装满了所有的人”，她对每一个人都是无微不至的；到了私底下，也就是“背面”，她的心中空无一人，无论是闺蜜还是和她调情的下流鬼，她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她唯一放在心上的，其实只是欲望，她惦记的是“便宜”，是“背地里”，是“不知道干什么去”。这让这个贵妇人的内心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着急，所以，她要“款步提衣上楼”。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着急，可是，一点也不失身份。正如尤氏所说的那样，凤姐是个“正经的人”，她走路的样子在那里，高贵，优雅，从容，淡定。

话说到这里我突然就不自信了，我很担心同学们站起来质疑我：什么反逻辑？是你想多了，是你解读过度了，是你分析过度了。但是，曹雪芹终究是伟大的，是他的伟大帮助我恢复了自信。曹雪芹用他第十三回帮我证明了一件事，我的解读与分析一点也没有过度。

在第十三回之前，曹雪芹用整整第十二回的篇幅描写了王熙凤的一次谋杀。接下来，第十三回来了，《红楼梦》终于写到了秦可卿的死，当然，还有秦可卿的葬礼。

秦可卿死了，最为痛苦的人是谁呢？第一就是贾蓉，他是秦可卿的丈夫，他的伤心不可避免；第二必须是王熙凤，她是秦可卿的闺蜜，她的伤心也不可避免。那么，我们往下看吧，看看曹雪芹是怎么去描写痛不欲生的贾蓉和痛不欲生的王熙凤的。

可是，问题来了，摊上大事儿了，曹雪芹不仅没有交代贾蓉和王熙凤的情绪反应，甚至都没有去描写这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在小说里突然失踪了。这是反逻辑的。

做出强烈情绪反应的是这样的两个人：第一，秦可卿的叔叔，贾宝玉，他“哇的一声，直喷出一口血来”。第二，秦可卿的公公，贾珍，他哭得“泪人一般”，都失态了，一边哭还一边拍手，也就是呼天抢地，完全不顾了自己的身份和体面。贾宝玉天生就怜惜女性，秦可卿还是他的指导老师，他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，贾珍为什么这样痛苦，我不知道。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，这是反逻辑的。

也许我们不该忘记另一个人，秦可卿的婆婆，尤氏。我们刚才把她作为第三个问题放下来了，现在，我们来看看尤氏都做了些什么。无论是祭奠还是葬礼，尤氏都没有出席，为什么呢？她胃疼了。祭奠的时候，尤氏的胃疼了一次；到了秦可卿的葬礼，尤氏的胃又疼了一次。我们且不论尤氏的胃病到底有多严重，我想说的是，哪里来得那么巧？秦可卿死了，你胃疼了，秦可卿出殡了，你的胃又疼了。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。这是反逻辑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个判断，尤氏在回避。尤氏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的确，贾蓉与秦可卿这对夫妇，他们是太黑的一个黑洞了。可是，她为什么要回避儿媳妇的祭奠与葬礼呢？这与她丈夫——贾珍——的态度反差也太大了。范伟一定要问，“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，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的呢？”这是反逻辑的。

王熙凤到了什么时候才出现？在宁国府需要办公室主任的时候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王熙凤终于在第十三回里出现了，她顺利地当上了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。王熙凤过去是荣国府的办公室主任，秦可卿呢，是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。现在，两边的办公室主任她都当上了。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了一件事，王熙凤的欲望是综合的、庞杂的，这里头自然也包含了权力的欲望。王熙凤的步行动态和她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是高度吻合的。是的，王主任的心里头没人，只有她的事业与工作。我想这样借用金圣叹的一句话：“王熙凤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只是写得太狠，看她算得到，熬得住，把得牢，做得彻，都使人害怕。”

我们在阅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其实要做两件事：第一，看看曹雪芹都写了什么；第二，看看曹雪芹都没写什么。

曹雪芹为什么就那么不通人情、不通世故呢？他为什么总是不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发展小说呢？不是，是曹雪芹太通人情、太通世故了，所以，他能反逻辑；他不只是自己通，他还相信读者，他相信我们这些读者也是通的，所以，他敢反逻辑。因为反逻辑，曹雪芹在不停地给我们读者挖坑，不停地给我们读者制造“飞白”。然而，请注意我下面的这句话，——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记忆力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阅读才华，我们就可以将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“飞白”串联起来的，这一串联，了不得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《红楼梦》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、还要长、还要深、还要大。可以这样说，有另外的一部《红楼梦》就藏在《红楼梦》这本书里头。另一本《红楼梦》正是用“不写之写”的方式去完成的。另一本《红楼梦》是由“飞白”构成的，是由“不写”构成的，是将“真事”隐去的。它反逻辑。《红楼梦》是真正的大史诗，是人类小说史上的巅峰。

《红楼梦》是无法续写的，不要遗憾。你也许可以续写《红楼梦》写实的那个部分，但是，你无论如何也无法续写《红楼梦》“飞白”的那个部分。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。《红楼梦》注定了是残缺的，——那又怎么样？

现在的问题是，“飞白”，或者说，反逻辑，再或者说，“不写之写”真的就有那么神奇么？我说是的，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美学上的距离问题。

1912年，英国教授瑞士人布洛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《作为艺术因素和审美原则的“心理距离”说》，在这篇论文当中，布洛第一次提出了审美的“距离”问题。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理论上的说辞僵硬地往我们的问题上套，但是，距离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内部的一个大问题，这个是无法回避的。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，在“距离”这个问题上，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，我们在认识上有比较大的差异，西方人更习惯于“物”——“物”的距离，也就是“实”——“实”的距离，我们东方人更倾向于“物”——“意”，也就是“实”——“虚”的距离。就像中国画，在我们的画面上，经常就“不画”了，不要小看了那些“飞白”，它们太讲究了，它们是距离，那可是“上下五千年、纵横八千里”的。我们的“距离”就在这一黑一白之间。

我的问题是，这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审美方式的呢，它怎么就变成我们的趣味的呢？简单地说，我们是怎么好上这一口的呢？其实，这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如果一定要挖掘一下它的由来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提到《诗经》所建立起来的、伟大的审美传统。钟嵘在他的《诗品》里对《诗经》做过简略的、相对理性的分析，他说：“故诗有三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”这个大家都知道，“兴”是什么呢？钟嵘自己回答说：“文已尽而意有馀。”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，不动脑子都能明白。但是，我们仔细想过没有，这句话里头其实有一个次序上的问题，有一个距离上的问题，——就一般的审美感受而言，“文”就是“意”，“意”就是“文”，可是，“兴”所强调的恰恰不是这样，而是文“尽”了之后所产生的意，这就很不一样了。这才是我们东方的。“意”在“文”的后头，它构成了一种浩大的动势，一种浩大的惯性。我们东方诗歌所谓的“韵味”就在这里，这一点，我们在阅读古诗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得到。

当然，把“兴”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明白的还是500年之后的朱熹。我们都知道，朱老夫子给“兴”所下过一个定义，这个定义很直白，那就是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”。朱熹把次序问题，或者说距离问题说得简单多了，你必须“先”言他物，你才可以“引起”所咏之辞。——你想说“这个”，是吧？对不起，那你要先说“那个”。说过来说过去，“那个”越说越“实”；而“这个”呢，反而越说越虚，虚到可以“不着一字”的地步，你反而可以“飞白”，你反而可以“不写”。的确，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“意在言‘外’”。

我敢说，如果没有《诗经》，尤其是，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，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，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，我们的《红楼梦》就更不会是这样，可以说，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《红楼梦》。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，《红楼梦》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是的，《水浒》这本书你让一个英国人来写，可以的，让一个法国人来写，也可以的，但是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国的诗人。如果没有《诗经》和唐诗为我们这个民族预备好审美的集体无意识，曹雪芹绝对不敢写王熙凤“一步步行来赞赏”，打死他他也不敢这样写，那样写太诡异了。

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，是关于文本的。我不是“红学家”，有关“红学”我几近无知，我只是知道一点，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，《红楼梦》经历过特殊的增删，尤其是删。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这个《红楼梦》文本，是被处理过的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要强调，作为一个一天到晚“增删”小说的人，我想说，删其实也是有原则的，——既有历史现实的原则，也有小说美学的原则。它不可能是胡来，更不可能是乱删。某种程度上说，“删”比“写”更能体现美学的原则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，他删过《红楼梦》，我只能说，他能把《红楼梦》删成这样，他也是伟大的小说家。

由于能力的局限，我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，谬误之处请老师同学们指正。

2015年4月24日于北京大学